| 在美国的外汇干预操作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具有重要地位
A人民银行影响汇率的路径
我国的汇率改革始于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新中国成立至1994年，我国的汇率体制分别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单一浮动汇率制（1949—1952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单一固定汇率制（1953—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以“一篮子货币”计算的单一浮动汇率制（1973—1980年）、官方汇率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存的汇率双轨时期（1981—1984年）以及官方汇价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的汇率双轨时期（1985—1993年）。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1994年之前，我国虽然存在外汇交易，但没有统一市场，而是双轨制：其中第一轨是计划轨，就是按政府的官方牌价结汇；另一轨是市场轨，开始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国家推出“外汇留成”制度，即允许创汇企业留下一定比例的外汇自用，并允许拿到 “外汇调剂中心”进行交易。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的颁布，开启了我国的第一次汇改，通过这一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双轨制实现并轨，并确定了强制结售汇制度。这一制度体系源于货币当局积累外汇储备的强烈倾向，其他主体在币种的选择上几乎不存在空间。自2001年开始，我国逐步对经常项目的结售汇制度实施了放松，并于2007年结束了强制结售汇制度：2002年，外汇账户内保留外汇的限额为企业上年度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20%；2004年提高到30%或50%；2005年进一步提高到50%或80%；2007年，取消账户限额管理，允许企业根据经营需要自主保留外汇。
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开始启动：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逐步扩大，1994年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是0.3%，2007年5月21日扩大至0.5%，2012年4月16日扩大至1%，2014年3月 17日扩大至2%，从2007年开始，各主体在选择所持有货币方面的自主权得到充分的释放。
随着人民币汇率从固定汇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转变，人民银行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如何引导汇率合理运行。实际上，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实施干预，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美国货币当局1962年开始在外汇市场买卖外币以实施干预，进而达到降低汇率波动幅度、防止汇率突然性巨变等目的。在美国的外汇干预操作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具有重要地位，其负有两个其他地方联储不承担的特殊职能，即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交易操作，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共同的外汇交易代理机构。
1994年之后，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得以建立，形成了外汇市场的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外汇零售市场；第二个层次是银行间外汇市场，这一层次也叫外汇批发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有资质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之间以及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与人民银行进行外汇交易，人民银行得以在这个市场上实现对汇率的影响。2005年7月21日开始，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2006年 1月4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个工作日上午9时15分公布当日人民币对美元等货币的中间价，作为当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以及银行柜台交易汇率的中间价，这一中间价的形成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我国的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间价和允许的浮动范围则形成了人民币交易过程中的实际汇率。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浮动范围规定之下，人民银行可通过对中间价进行引导进而影响汇率：作为银行间市场上颇具影响力的交易主体，人民银行买卖外汇的规模和价格对中间价能够产生十分直接和显著的影响。
B判断货币当局是否主动施加影响的逻辑
按照目前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外汇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流入中国：一个是经常项目下对外贸易产生的外汇收入，净流入规模大致为贸易顺差，外商因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外汇收入，以及QFII投资我国资本市场而形成的外汇流入。在这三个主要的途径中，QFII规模较小，
截至2014 年7月30日，QFII的投资额度仅为578.98亿美元，而2013年全年，贸易顺差为2597.5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额度为1175.86亿美元。在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方面，2005年以前，因外商直接投资而产生的外汇流入规模更大，2005年之后贸易顺差则产生外汇流入的第一大渠道。在结汇方面，2007年以来，经常项目方面，企业可根据经营情况自主保留外汇，但QFII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汇依然实施较为严格的管理。由于QFII的整体规模较小，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主要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产生的外汇流入。
在厘清了外汇流入的主要渠道之后，可以按照如下路径来判断人民银行是否主动对汇率施加了影响：如果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显示有外汇流入境内，则会产生较大的结汇需求，即企业需要卖出外汇、买入人民币。
按照以上对于外汇市场层次的分析，可以将这一潜在的结汇需求向结汇行为转换的路径作这样的设想：企业先将外汇卖给银行，银行再将不愿意持有的外汇头寸卖给人民银行。在这一过程中，人民银行是外汇的最后买家，这与我国外汇占款余额的日益增长相印证（在外汇占款以人民币计的情况下，也有人民币升值的因素）。
但如果在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均显示有外汇流入，而外汇占款余额不升反降，说明人民银行也在银行间市场抛售外汇，这一行为无疑会增加外汇的卖量，引导形成较低的中间价，推动人民升值；同样，若外汇占款余额上升的幅度大幅高于实际流入的外汇，则说明人民银行用相应的价格引导市场提供大幅超出当期外汇流入规模的外汇卖量，进而形成较高的中间价，推动人民币贬值。
因此，通过将经常项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汇流入规模与外汇占款的变化进行对比，能够发现人民银行是否对汇率施加了影响。
C货币当局市场行为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图为外汇占款与外汇流入变化
上图是2010年以来贸易差额与外商直接投资之和的3月平均、外汇占款余额新增值3月平均及月度加权平均的汇率水平。从图中可以看出，外汇占款的变化并不与外汇的流入完全一致。2012年4月16日，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范围扩大至1%，2012年4月至2012年12月，外汇占款新增额度的3月平均值一直大幅小于贸易差额和直接投资之和的3月平均值，使得人民币在2012年5月到2012年10月之间出现了小幅贬值：美元对人民币的月平均汇率从2012年 4月的6.2966上升至2012年10月的6.3144，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形成了2010年6月以来人民持续升值的缓和。
而今年2 月以来人民币的一轮贬值中，也可以看到相关数据的类似变化：今年1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新增716.49亿美元，高于贸易差额与外商直接投资之和 289.51亿美元，2月贸易差额与外商直接投资之和为-142.66亿美元，而同月外汇占款余额增加209.80亿美元，高于外汇流入352亿美元，3 月外汇占款余额增加308.35亿美元，高于外汇流入108.22亿美元。人民币汇率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幅贬值，美元对人民币月度平均汇率从2014年1 月的6.1043上升至2014年5月的6.1636，贬值592个基点。从4月开始，人民银行改变了其在外汇市场的立场，4月、5月、6月三个月新增外汇占款的规模分别小于外汇流入82亿美元、384亿美元和603亿美元。随着人民银行立场的改变，6月开始，人民币汇率逐步企稳，6月美元兑人民币月度平均汇率从5月的6.1636下降至6.1557。随着人民币走势的改变，人民币浮动范围与浮动上限距离亦开始拉大，显示人民币走势并非受到浮动上限的控制。 |
